“不管過去了多少年，新婚的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記得，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門的那一天，丈夫一只腳踏出門檻時，扭過身對她說: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南京，馬上就回來，前后最多半個月。而此生，梅遇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那文松踏進這個門檻……”祝勇創作耗時最長、用功最深的長篇小說《國寶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。近日，他在新書發布會上表示，“寫下這段描述，我感覺自己找到了這部小說的語感和狀態，書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，成了真實的人，小說的題材是故宮文物南遷，但歸根到底還是要寫人，小說最能牽動讀者的并非情節本身，而是人物的生活與情感。把人寫活了，小說才滿盤皆活，‘故事’也就自然地浮現出來了。”作家劉心武認為，“《國寶》將千年丹青與萬里河山、文化守護與人性光澤創造性融合，淬煉出一段關于民族記憶的壯闊史詩。”

刪改十余稿，寫活南遷路上護寶人物

《國寶》以抗戰烽火歲月中故宮文物南遷為敘事主線，敘寫故宮博物院馬衡、那文松等故宮人立下“人在，文物在”的誓言，攜萬余箱故宮文物踏上南遷的艱難歷程。為避免故宮文物被日軍劫掠，在十多年的動蕩歲月里，他們由北向南，又由東向西，跨越國內數省，守護故宮文物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輾轉遷移。他們歷經顛沛流離，承受著妻離子散的命運，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，用生命完成著一代人對中華文化的莊嚴守護。小說的另一條敘事線索則以梅從云為主要人物，延展到北平的古玩界和戲曲界，敘寫了那文松的妻兒在日寇統治下的屈辱生活，他們不折不撓地頑強反抗。祝勇以真實歷史為經緯，歷時5年，完成這部兩卷本60萬字的《國寶》。

小說是歷史的重構，也是文化記憶的喚醒。祝勇是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，是散文創作的代表性作家，在故宮題材方面深耕多年，然而從非虛構散文到虛構小說的轉型并非易事。祝勇在談到創作過程時透露，因為籌拍故宮南遷的紀錄片，為了解更多歷史真實，他曾跟隨故宮南遷路線重走萬里長途，采訪了小說主人公原型之一莊尚嚴的后人莊靈，還有多位親歷者的后人，為小說創作奠定了堅實的材料基礎。故宮文物南遷牽涉人、事、物眾多，細節紛紜，如何從史海鉤沉的散文邁向文學虛構的小說？祝勇向記者坦言，《國寶》光是開頭都寫了好幾個，第一稿寫了35萬字，因“太貼史實”而不是好的小說，他虛心聽取各方意見，將已經完成的初稿刪了一半，認真刪改十余稿。這部書，他寫了五年，不斷改動的打印稿摞起來有一人多高，終將紀實骨架優化為虛構的血肉。

打破“英雄主角”模式，塑造文化守護者群像

作家梁曉聲認為:“《國寶》完成對故宮文物南遷的文學敘事，是一部填補空白之作，同時祝勇敘寫了國寶保護人的家族之命運，他們與親人的悲歡離合。” 當年參與故宮文物南遷的有穿草鞋的學者、護文物的故宮人、扛木箱的挑夫、開卡車的士兵等，他們扛起了保存中國文化血脈的重任，在抗戰的炮火中實現了史上規模龐大的故宮文物遷徙。祝勇注重在嚴酷歷史中對人性微光的捕捉，傾心描繪了抗戰烽火中文化守護者的群像。

故宮文物從北京南遷至上海、南京，又繼續撤退至大西南，分為北、中、南三條路線。小說主人公那文松負責護送珍貴的石鼓等文物遷移走的是北線，屬于三條線中的重點:沿隴海鐵路西行，先存寶雞，后穿越秦蜀古道，遷于漢中、成都、峨眉各處。那文松一家的命運是小說的敘述核心，形成兩條并行敘事線的內在邏輯聯系。祝勇以人物的視角，以普通家庭悲歡離合的命運，展現故宮文物南遷這段蕩氣回腸的大歷史。

為了躲避日寇飛機轟炸，文物列車常常晝伏夜行，一旦發現前方的敵情，還會臨時停車，那文松和守護者們時常在山林野外生存。那文松的右手手指在攀援中受傷，無法及時醫治而嚴重感染，到達醫院后只能被迫截肢。無法握筆讓酷愛書法的他備受打擊，護士帶他看望醫院中武漢會戰的傷兵，他們的英勇與慘烈，讓他重新振作，展現出堅韌不拔的精神。在《國寶》中有不少情節涉及那文松們在蜀地的艱難困苦。祝勇表示，“大量的歷史細節豐富到人物形象上，人物就變得更加豐富和飽滿。遇到困難的時候，川人的幽默達觀，是一劑良藥。我也希望能在小說人物身上給予充分體現。”

文物鑒賞和收藏家梅從云頗有中國人的凜然氣節，他建立地下護寶網絡，將珍藏古籍縫入戲班行頭轉移，借梨園堂會掩護文物鑒定專家撤離。他沒有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誘下低頭，而是以犧牲自我的方式，實現了他的民族大義。武生泰斗丁鐵竹起初對壓迫還選擇忍耐，隨著矛盾沖突加劇，他發出了反抗的聲音，挺直了中國人的脊梁，倒在了日軍的槍彈下，站在了中國人的心目中。梅遇影懷著身孕千里迢迢來尋找丈夫，她一路艱辛坎坷，最終也沒有見到那文松……小說中不少人物都命運悲涼，作家為什么如此下筆“越寫越狠”？

今年是抗戰勝利八十周年，我們要抱著一個嚴肅的態度去回顧這段歷史，祝勇回答，“其實這是時代施加給人物的不可逆轉的命運。歷史真實中人物的命運，比我筆下的還要慘烈。”小說表達人物的守護國寶的精神，涉及民族的前途和命運，生與死是繞不開的主題，小說寫了悲壯的死，更寫了希望的生。

《國寶》塑造了代表著中國民族精神的人物，描寫了他們對日寇的英勇抗擊，體現了當年中國人在苦難屈辱中的覺醒與反抗。祝勇刻意打破“英雄主角”模式，讓挑夫、船工等民眾出現在小說的情節中，如峨眉山下因護寶而忍饑受凍的老挑夫，長沙臨時庫房中誓死守護的年輕學徒……他們共同構成中華文明守護者的人物群像。祝勇在談小說創作時表示，“寫歷史題材的小說，不能寫得太全太滿太傳奇。歷史背景與日常生活要互相滲透，歷史和人物要落地，有血脈感。”

《國寶》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和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，讓讀者看到了他們如何做到“人在，文物在”，歷經千難萬險的長途跋涉，守護好了故宮文物的周全，這段以生命護寶的“文化抗戰”，讓讀者體會人物的內心世界，歷史的鮮活質地。作家邱華棟稱贊:“小說重現故宮文物南遷這段傳奇的文化征程，每一處險境都步步驚心，人在，文物在，家在，國也在，生動呈現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守護國寶的精神。”

免責聲明：該文章系本站轉載，旨在為讀者提供更多信息資訊。所涉內容不構成投資、消費建議，僅供讀者參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