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雙搶”需進行十幾小時高強度的勞動。

每當夏季來臨，特別是進入酷熱時段，我就會不由自主地開始焦慮:每天翻看手機里的天氣預報，關心陽光、高溫等信息，怕熱幾乎怕到了恐懼的程度。落下怕熱這個“毛病”的根源，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軍墾農場參與的“雙搶”。

1970年5月，我隨上海知青下鄉洪流來到江西九江永修——軍墾農場八團十二連六排務農。老職工看我們只有十七八歲，什么活兒也不會干，對我們很照顧。田里勞動有老職工罩著，我們并不感覺勞動非常艱苦；但在知青連隊，四五十個爭強好勝、精力旺盛的小伙子編在一起，組成一個農耕排，能量和氣勢驟變。環境變了，情勢也變了，我當然也得變——必須處處嚴格要求自己，爭當先鋒模范。于是，我每天第一個起床出操，最后一個熄燈睡覺；勞動時，臟活、重活搶著干，而且要比別人多干。為過勞動關，我真真實實吃了很多苦。

農業勞動的艱苦我還能承受，但盛夏“雙搶”的炎熱，卻讓我難以忍受，差一點敗下陣來。雙季稻的九江地區，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“雙搶”——“搶收早稻，搶種晚稻”，是事關全年糧食豐收的關鍵，而這個時候也正是最潮濕最悶熱的。我們每日天蒙蒙亮起床去食堂吃早飯，放下碗筷立即去指定的稻田割稻，然后便是脫谷、犁地、耙田、拔秧苗、插秧……從天亮一直干到天黑；插秧日則起得更早，天不亮4時便起床去拔秧，然后插秧，直到干完。

“雙搶”需進行十幾小時高強度的勞動，只有中午吃飯時我們才能休息一二個小時，是一年中日勞動時間最長、強度最大的。一個“雙搶”下來，人曬得烏漆墨黑，不僅脫了一層皮，還要掉去幾斤肉……我所在的八團農場位于平原丘陵地區，“雙搶”時陽光毒辣炙人，地表極端氣溫高達45攝氏度左右，人在農田干活，猶如蒸桑拿。熾烈的陽光照射到人的頭頂、臉龐、腰背，火辣滾燙，臉上的汗不停地流出，擦都來不及擦。我是“四眼”，又是蒸籠頭，臉部汗腺發達，汗水特別多，勞動時滿頭大汗，汗水像無數個小蟲在臉上抓爬，奇癢無比，極其難受。無論是割稻還是插秧，干活時人都要彎腰低頭，像我這種臉上出汗多的人就苦了:汗水自然而然流到嘴唇、流進嘴巴，咸滋滋的，吐也吐不盡；流到眼里，辣得睜不開眼睛；滴落在眼鏡鏡片上，看出去一片模糊。悶熱，讓人喘不過氣來；汗水，讓人濕透全身衣服；口渴，喝完自帶的水，就喝稻田旁水溝里的水。

“雙搶”實在太熱了，那種苦不堪言的熱，由此引發的汗、累、苦……令我刻骨銘心，終生難忘。長時間在極端高溫下超強度勞動，人已精疲力盡，停下休息是消除疲勞最好的辦法。但我不肯，我必須咬緊牙關堅持下去，因為稍事停息，就會影響田間生產勞動進度，也會影響我吃苦耐勞的模范形象和帶頭作用。一個“雙搶”，造成我對烈日、悶熱和汗水的強烈抵觸感和恐懼感，它成了籠罩在我心頭抹不去的陰影。直到20年后在異國他鄉遇到同樣強烈陽光高溫環境下的勞動，我仍會條件反射，出現相當的焦慮和不適。

1973年9月我離開農村回到城市，從此不再從事農業勞動。這看上去似乎很幸運，但不幸的是我帶回了對熱的恐懼:“雙搶”的經歷讓我成了“病人”，患上了怕太陽、怕高溫、怕炎熱的毛病。我常想，如果我在農村再多幾年鍛煉，也許會養成吃苦耐勞又耐高溫炎熱的習慣；或者，如果那時我不去農村，也許我就沒有對高溫炎熱的恐懼感。但如今回想起來，特別是體驗過農業勞動的艱辛和盛夏“雙搶”的苦與熱，我對農村、對農民有了較多的認識和感情。農民兄弟真不容易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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